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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革命的名义

1999-10-27 来源:中华读书报  我有话说

在很多意义上,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在1969,与摩托车族、迷幻药文化、公社运动、嬉皮士、反战游行一样,是60年代青春绽放的见证,是60年代青年对革命致以的最崇高的敬礼。

而在多年以后,伍德斯托克,对我们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来说,更像是一场悠远的梦想。那时的英雄们,像JIM HENDRIX、JANIES JOPIN、BOB DYLON还都是翩翩少年,但他们的狂野和响亮掩盖了年龄,沙哑而有力的嗓音撕心裂肺,而在音乐的戛然而止处,静止,却让听者的感官更为饱满。他们的身体与音乐一起狂舞,心灵,则是指引身体的启明星——看啊,他们的身上挂满了汗珠,长发和贴身的绸料衣服也在随歌声起伏。他们更像是在刀丛中起飞的荆棘鸟,为了信仰,为了能让绝唱放射出瞬间的光芒,投身于反主流文化的革命中,任凭刀丛与荆棘划伤已经流血的心灵,用最嘶哑但却最温柔的嗓音唱出时代最强音。

于是1969年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,留存在人民记忆中的,是“五月风暴”的美国版本,是“60年代精神”的集体谢幕式。

然而,重读历史并不能让我们获得圆满的解释,甚至追忆本身就已经是危险的:在90年代,试图重新回到往日的努力,是不是因为太过执着反而显得有点矫情呢?

当1999年的8月,年轻人再次踏上父辈们的足迹,重新聚集在伍德斯托克这个只有几千人口的小镇,重新(哪怕是只在形式的意义上)找回人群、音乐、广场等等共通因素,重新以和平与音乐的名义再次聚集了40万人,这时出现在报道中的,却只是暴力、色情与混乱。

我们真的不知道那些美国年轻人成群结队远征到伍德斯托克,究竟是要追寻什么:是往日英雄们渐渐远去的面影,是充当历史见证的热望,还是仅仅为了缓释在劳作与社会秩序中绷得太紧的神经?当年,BEEGEES用诗一般的音乐,演绎出的“69”精神,你怎么能在可口可乐的瓶子里找到?这一次,又有谁能把那覆灭的“69”记忆,重新唤起:是那些将图案怪异的旗帜画在脸上的嬉皮士?是从一周的机械劳作中解放出来,只想轻松宣泄一下的上班族?还是那些本来就准备来狂欢的流氓无产者?

无法断言,因为每种断言都会遮蔽另一部分真实。可我们现在面临的媒体报道是:骚乱、性骚扰、暴力、恐慌。是的,如果在一个巨大的垃圾场中塞满了40万漫无目的的人,地上满是酒瓶,随地乱搭的帐篷与雨水和泥泞搅在一起……出现在传媒中的报道似乎并不算夸张。那些泥土,可以如69年一样,渗入你的皮肤,揉进你的眼球,玷污你的灵魂,最终把你变成一个“泥人”——而不同的是,世纪末的泥人更像是侵略的化身与绝望的机会主义者:他们似乎修改了道德准则,与社会的约束力斗争,但同时,他们看上去更像是一群可怜的低能儿。参加99年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,更多是一群健康的、在电视机前长大的年轻人,他们更多是在影像中欣赏过革命,而也许真的会以为,革命,就只是如在有限的时空里颠覆自己的日常生活秩序、摔碎更多的酒瓶子一样简单。

毕竟,在今天,革命似乎显得过于奢侈,过于华丽,也过于浪漫。因而,革命最好以游戏的形式展现:既没有太多的杀伤力,也不会招来太多的非议。但似乎是只要沾染上“革命”的一点点有毒因子,任一事件就会在最后关头完全失控,演变成让人瞠目结舌的恐怖事件。

如今,主流传媒一定在伍德斯托克的骚乱面前心花怒放:不用再与60年代一样,视革命为洪水猛兽,革命已经全面内讧,已经自我解体,自我放逐。伍德斯托克,作为60年代革命风暴的美国象征,现在却面临着全面被操纵、被利用的命运:只是我们现在并不能清楚知道,99年伍德斯托克的最大受益者是谁——当然不会是在前台疯狂的年轻人。正如在中国曾风靡一时的绿军装、主席像章,正如崔健以摇滚的酷烈方式重新诠释红色的革命经典,正如他用“一块红布”蒙住眼睛的姿态,以性爱的游戏性消解了红色所具有的政治的神圣性与严肃性,正如胡吗个学着BOB DYLON吟唱着“部分土豆进了城”,正如“唐朝”也学会了撕扯着嗓子、用吉他的狂暴音色改写《国际歌》,我们这个时代,已经开始了消费革命的伟大进军:这也难怪,当“五月风暴”的主力们,如今已跻身于主流社会的高层领域,当他们已经在回顾当年时略显得有些尴尬与不安,你还能指望在他们的行囊里,还如当年一样夹带着JIM HENDRIX的《BAND OF GYPSYS》吗?

这无疑是一种更致命的游戏:以革命的名义消解了革命的内涵,却以肆虐的暴力释放闪亮登场。而没有革命内涵的暴力,是比革命更令人恐惧的洪水猛兽,是比当年的“白色恐怖”还要令人胆寒的对革命的亵渎。“数乌鸦”乐队的亚当,面对媒体,怎么也不肯承认这与当年的伍德斯托克有任何关系。他说,“你可以称呼它为任何东西,但绝不是伍德斯托克”。拒绝的姿态,是要为自己留存一些关于革命的浪漫记忆,也是为了在迷乱的现实中,为革命拯救出一丝纯洁与无辜。

但我又总会奢想,在那种种毒品、暴力以及奇装异服与肆无忌惮地在泥浆中打滚的形式背后,也许还会有某些点滴的真诚,可以让不远万里来到伍德斯托克的年轻人,在现实中寻找到向历史的诉求——尽管在狂欢之后疲惫的脸上,会因为天亮时行走在街道上不合时宜的打扮,而露出一些羞涩与尴尬。

Woodstock,196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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